这儿一颗星，那儿一颗星
杳不知前路；
这儿一团雾，那儿一团雾
晨光终难阻！
这是美国19世纪女诗人狄金森（Emily Dickinson）的诗句。复校《西方哲学史》样书，工作到凌晨，键盘敲累了，脑子转不动了，就随手翻开这诗集。说起来，大学的美国文学课上我就听过狄金森的威名――为什么是威名呢？因为我那时从课堂上得到的印象是，这狄金森似乎与世隔绝、性格孤僻、专门写叫人看不懂的诗，若将其划进期末考试范围，那威慑力就可想而知了。后来，原汁原味地读了狄金森的一些诗，才觉得并不晦涩，而是很可爱、很亲切。固然，她的诗大多并不是像上面那首一样明白如话，但是我们自己不也有感到“遗忘就是记忆”的意绪微妙的时刻，不也曾在朦朦胧胧的仲夏夜之梦中“泛舟伊甸园”，不也曾在黄昏来临时为“黑暗就要经过吃惊的小草”而怅然若失吗？狄金森爱生活、爱自然，我们也一样；可她爱得比我们专心一些，所以她的感触细腻一些，想象丰实一些，所以我们要读她的诗――也应该爱读她的诗。然而，我们有的文学史教材和教参的编著者，好像自己的责任是让学生不爱诗、不读诗，皓首穷经，鞠躬尽瘁地把诗句解释得不是味同嚼蜡，就是不可捉摸，把诗人也说成古里古怪，几近病态。结果，不少诗人和诗都替他们担了拒人千里之外的“威名”；而不少学生也像我一样，直到毕业多年，把脑袋里那些名词术语、条条框框忘干净之后，才在当年避之犹恐不及的课本里，找到那些暗投之明珠。
哲学是不是这样呢？哲学教材可不可以不这样呢？――合上诗集，面对着手中的《西方哲学史》第8版样书，我不禁想起了邓晓芒老师在第7版中译本序里对国内哲学教学切中时弊的批评：哲学是爱智慧，哲学教育是培养而不是扼杀青年们对智慧的爱。邓老师不但大声疾呼，而且身体力行：除拿出了包括康德《三大批判》全译本等一大批高质量学术成果，和赵林老师一起撰写了《西方哲学史》教材，并组织武大哲学院诸贤翻译了斯通普夫《西方哲学史》的第7版外，还一直面向各个专业，给本科生、研究生开课、讲座。前年给邓老师祝甲子之寿，我曾赋诗一首，其中有云：“力倡新声三编简，勤栽秀木五尺台。千山翠色随云往，万里春风化雨来。”我想，这虽然是表达我个人对老师的敬仰，但也是邓老师在广大学子心中形象的写照。要说“勤栽秀木”，邓老师是极其用心的，因此他非常重视哲学史教材的编写、引进和翻译。《西方哲学史》第7版由中华书局出版之后，广受读者好评，被许多大学列为教材和相关专业考研参考书，但邓老师对此书的原著并不完全满意，认为在好几个方面都大有改进的余地。前年夏天，世界图书出版公司拿着新出的英文第8版来找邓老师，我们发现，邓老师在第7版译序中指出原著有所欠缺的部分，许多已经修改订正了。由于修订补充较大，需要在第7版译文的基础上拿出一个新的译本，邓老师把任务交给了我。
这是一本为了中国的西方哲学教学，为了中国的学生和哲学爱好者阅读、使用而翻译的书，因此它一定要避免我在前面提到的外国文学教材中那些让人不易读、不爱读，甚至连累作家和作品都跟着倒霉的缺点。应该说，原著在这些方面是做得相当不错的。翻译如何能做到这点呢？
首先是自己要对哲学史的内容抓得准、抓得深、抓得透，才不会以己昏昏使人昭昭，才能深入浅出融会贯通。邓老师一向主张，哲学著作的翻译要注意规范化：一是学界已经通行的译名不要随便改动；二是翻译现代哲学的概念，要力求体现哲学史发展的线索，不要让读者觉得现代哲学的许多概念都是当代哲学家灵机一动臆造出来的。邓老师的这些看法令我在读书中很受益，因此在翻译过程中，我一直以这些原则作为指导，并不时地重温邓老师的《让哲学说汉语》，以及他关于现象学文献翻译、关于介绍西方哲学时文化错位问题等的一系列文章，从他对一些具体译例的分析中寻找启发。尽管如此，许多时候还得邓老师出马来指点迷津。例如，柏拉图的“理念”，第7版中翻译成“相”，是为了照顾到“理念”的原文“eidos”、“Form”或“Idea”等词都有“看”或“看到的东西”的意思。我就此向邓老师请教，他回复还是译成“理念”为好。原因之一当然是以往的哲学史著作都通用“理念”，但更重要的是，“eidos”、“Form”、“Idea”的能“看”并非是用肉眼看，而是能用心眼“看”，所以用“心眼”的“念”来“看”作为一个普遍本质的“理”，是一个很贴切的翻译，而且“念”字又有“念及”的意思，可以和柏拉图的“回忆说”联系起来，贯通他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后来我又读了邓老师在《清华学报》上发表的《关于古希腊哲学的几个疑问及试解》，其中对“理念”一词不同译法的深入辨析，使我茅塞顿开。又如德里达的“paired opposites”，我本来翻译为“二元对立”，但是邓老师觉得“二元”这个词在哲学史上往往有一种特定含义，就是讲世界的本原，如笛卡儿的心物二元论，但德里达并不只是讲这个，而是讲“逻各斯中心主义”历来就有的一种思维模式；此外，德里达批评的这种“paired opposites”其实是从黑格尔那里来的，而黑格尔辩证法讲的是“两极对立”，含义比“二元”要丰富得多，因此翻译成“两极对立”比较好。在我翻译这本书的过程中，邓老师这样识敏而理周、反复辨析质正但绝不强加于人的指点，每每让我眼界大开，心悦诚服。我在译者跋中写道，这次翻译工作其实是邓老师交给我的一项“功课”――一项进一步掌握哲学史的学习和研究方法的实践功课。我听过邓老师的“哲学史方法论”课，这次翻译过程是在他的指导下一招一式地实践“哲学史方法论”。
没有邓老师以及武大哲院诸贤的良好工作为基础，没有他们深厚学术功力的支撑，第8版《西方哲学史》是决不可能翻译得像编辑审阅后所评价的“精湛、准确”的。然而，“精湛、准确”是基础，不是全部。好的翻译，尤其是哲学史著作的翻译，文体风格是很需要讲究的。讲究文体风格，应该像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那么，这本书“原作的丰姿”是怎样的呢？邓老师在第7版序中指出：“本书的另一个明显的优点是表述上的异常清楚明白。”并且认为这与作者客观平正的态度和对哲学发展的整体把握是分不开的。我深以为是。我在阅读哲学史著作中有一种感觉，现代英国人写的哲学史著作，似乎存在着某种傲慢与偏见，例如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以及最近的《牛津西方哲学史》中，作者往往对自己欣赏的哲学家引为异代知己，对自己不喜欢的则语带讥诮，甚至根本不屑于去弄懂。而这部哲学史，则能够做到兼收并蓄，持平而论。这种胸襟和眼界，倒真有几分黑格尔讲的代表了“世界精神”的民族的风度和自信。这种自信表现在文风上，就是清晰、凝练、平和，而且带着真切适度的情感。邓老师曾说，这本书对古希腊探讨本原问题的几个哲学家的叙述如老友晤谈，自然亲切；而我觉得，作者对苏格拉底之死的处理也很有特点，这是作者唯一一次把哲学家的生平放在他的哲学之后来叙述，其中夹叙夹议，最后引用柏拉图的经典评价，深沉地表达了作者对苏格拉底圣哲合一的理想人格的追慕。再如，作者对奥古斯丁之死的特写：“430年，当汪达尔人兵围希波城时，奥古斯丁去世，享年75岁，死时还保持着诵忏悔诗的姿态――整个这一幕仿佛正象征着他动荡不宁的一生。”读者能从这样的描述中体会到，“整个这一幕”也是中世纪哲学“天宇低垂”的序幕。第12章开头对启蒙运动和法国哲人派背景的叙述，着墨不多，文气却雄健精悍，很能体现那个时代的风貌。凡此种种，都印证着作者的史家笔力，要求我们在翻译过程中力求传神。在翻译关于卢梭《论艺术与科学》的部分时，为了准确体现卢梭抚今怀古，追百代兴亡，论当世得失的心境和义正词严、磅礴英迈的风格气势，卢梭的原文我们是用文言翻译的。当然，这是特殊情况下的特殊处理。此外还有不少语句的翻译也颇费功夫。比如古希腊智者塞拉西马柯的名言“Might is right.”大致是“成王败寇”的意思，但就这样翻译又显得太“汉化”了，而且原文讲的主要也不是历史观，如果翻译成“力气壮，说了算”，虽然生动，可又不像哲学命题。我想来想去，突然记起自己老家耒阳有句俗话“人强理强”，于是最后译成“有力即有理”。这样不但意思准确，而且两个词语押韵的效果也和原文一致，达到了同样的简练传神的效果。
哲学史的翻译应该给读者提供更多的便利，如英汉词汇索引。第8版《西方哲学史》的英汉索引是以原书的词汇索引为基础的，但必须自己再逐条考察一遍。我花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做这项沉闷的工作，一方面再次尽量统一译名，一方面纠正了原书索引中少量的条目和页码错误；此外，我和邓老师新加了一些译者注，有的是为了纠正原作者的一些明显错误，有的是为了补充背景知识，或者对一些作者没有说清楚的问题做了补充说明。对待国外学者，我们既要尊重、学习，也不能迷信盲从。
这就是我们所做的工作的一些片断。这些工作必然还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但我们尽力了，还将继续尽力。
在我打开狄金森诗集的时候，是为了精益求精，受邓老师嘱托，对样书做进一步校订的时候――一年多的工作中时常感到的“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的情形，仿佛又随着她的诗句回到了眼前：
这儿一颗星，那儿一颗星
杳不知前路；
这儿一团雾，那儿一团雾
晨光终难阻！
西方哲学群星灿烂，让人目不暇接，不禁发出“吾生有涯”的浩叹。然而，只要我们拿出勇气奋力探索前行，就会发现，这智慧其实并不遥远，也并不幽玄。我在硕士论文的后记里引用过的一首唐诗和狄金森的诗句实在意境相通，也恰可表达研习西方哲学的当代中国学人“横越关山，万里西行”的初衷所在。谨把它献给一切为这个事业尽了力，并且还在尽力的人们：
火山五月行人少，看君马去疾如鸟。
都护行营太白西，角声一动胡天晓。
（本文编辑 李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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